晚上聚会刚好选在徐家汇，回家的时候还是照例从小路穿过汇联楼下的食品二店也不知是一店的柜台到车站。想起来这条我从小时候起就无数次穿过的路上面唯一没有变化的可能是车站附近的白玉兰面包房，我依稀还记得那时候的斜土路上面没有拥挤的车流，每个星期的定番就是牵着妈妈的手在宛平路下车，穿过比起现在狭窄得多的马路，第一个弄堂口走进去，绕几个湾就是外婆家。
小时候的外婆家几乎承载着我对于“周末”这个词的全部印象，五层的楼房那个时侯看来就是高楼广厦，在靠窗的房间里看见蓝天白云，午睡的时候偶尔有飞机从头顶飞过。
外婆家的弄堂口开着可能是魔都最早的几家罗森之一，那个时侯年幼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关东煮什么是可乐饼，我只知道比起超市，那边的商品更加稀奇难见，有时候爱欺负人的表哥也会带着我进去逛一圈，有时候就会给自己买一份烤肠，顺带着也有我的那份。
我的出生是在现在太平洋百货边的国际妇幼医院，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提起她在孕育我的时候每个星期都会坐上那时还有“辫子”的15路公车，花上慢慢晃晃的一个多小时或者是更长的时间，去吃一只外婆做的童子鸡，这个时候要是外婆在身边的话，总会笑着接过话茬，“你现在那么爱吃鸡都是因为那个时侯的关系吧”，她这样说。
我的外婆她总是不断地向我提起她的小时候，在南京做裁缝的她的父亲，随着父亲有了新欢的他的被留在上海的母亲，日本人的飞机在空中盘旋，11岁的外婆因为母亲的重男轻女在流弹中跟着母亲一起养家糊口，背着大概是成年人才能承受的米袋渡河，小自己两岁的弟弟在空袭中被炸弹的碎片滑到了脚上的肌腱，从此走路一瘸一拐……我聪明的外婆，在解放以后才会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不能读懂26个字母，却跟着电视机上面的教学节目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我的两个舅公都在音乐方面有所建树，我常常想，要不是那段沉重的岁月，或许我的外婆也是跟长恨歌里面三小姐一样的小家碧玉，讲一口吴侬软语，眼角带着那么一点点妩媚，从黄包车上下来为了一个并不重要的聚会盛装打扮。
但这都是假设，岁月留给外婆的不过是时间的飞快流逝，留给她一身的伤病，我坏脾气却好心肠的外公在我初中三年级的时候离我们而去，而外婆她坚强而且总是快乐地生活着，跟附近的老人们夸耀着自己远在新西兰的大女儿，作为警察颇为风趣的大儿子，在美术电影制片厂出色的二儿子，以及我的母亲——她孝顺的小女儿。
小时候的我就极其容易伤感，这段记忆尤其深刻，那是一个周日的夜晚，和往常一样我们从外婆家离开，她一路把我们送到车站，在车启动的一瞬间，还不谙世事的我对着窗外外婆向我们挥手的影子莫名地想哭。是为了离开外婆家的不舍还是为了外婆的不易我依旧无法明了那个时侯的我的想法，或者说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的心情。我只记得那是个夏天的晚上，斜土路弄堂里的夜来香开得正旺，有时候路过花坛外婆会停下来指着像蝴蝶一样美丽的花朵告诉我他叫butterfly flower，然后不断地玩味着这个我第一个只知道的花的英文名字，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开心地笑着，大声地说出这个单词，好让外婆称赞。有时候，弄堂口会有小贩挑着大串的竹篓，里面的叫蝈蝈不知疲倦地叫着，触动着跟我一样年纪的孩子们的神经，粘着大人们买回家一阵新鲜之后却抛之脑后。
然后通了地铁，那个时侯我已经上了小学，在白兰花栀子花快要散尽的日子里，我站在位于闸北的我楼下疯子一样地穿着我第一套小学制服，向全世界宣布我要上小学的信息。